尽管中国仍与十年前一样依靠低价的产品和人工占领市场，但和90年代的高歌猛进不同的是，全球经济当下的低迷状态，也许正在为中国提升自己的价值创造更好的机会。
同样是低成本，十年前中国可供参与国际分工的只有东南沿海制衣车间里的农村籍熟
练工，而今却已是坐在高档写字楼里拥有学位的技术人才。和许多跨国高科技公司一样，IBM显然是这一趋势的又一个支持者。
12月15日，《华尔街日报》报道，IBM这家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计划于今后两年内将4700多个职位从美国国内转移到海外的印度、中国等地。这一计划意味着，同样的工作不再让美国人干，而交给印度人或者中国人。
毫无疑问，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响应省钱浪潮的并不只IBM一个。IBM此计划曝光后，其中国区公关人员即向中国媒体表示，将美国本土部分软件开发和技术支持岗位转移到印度和中国，是跨国公司的普遍做法，微软和甲骨文也已经开始了这种将职位转至海外的进程。去年11月全球最大软件公司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访问印度时，就提出向印度增投4亿美元资金，用于当地研发力量建设。一年后，微软亚洲工程院亦在北京宣告成立，而同样设在北京的还有微软研究院，以及上海的全球技术支持中心。
就在IBM计划被媒体报道的同一天，德国电气巨头西门子也对外宣布了该公司将软件研发人员向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地转移的目标。目前西门子全球41.7万员工中，有3万名是软件研发人员，西门子计划将后者中的1／3从薪资高昂的德国本土转移出来。
12月18日，大证券商雷曼兄弟公司也表示，该公司外包给Wipro、TCS等印度合作伙伴的IT服务将由目前的20%提高到40%。
事实上，目前的海外外包潮中，IT部门占了最大比重，其中包括研发、对外提供的技术支持，还包括人力资源、财务等对内提供的服务。前身是安达信咨询的埃森哲(Accenture)，就是这类内服部门IT化和外包的积极推动者。年收入逾120亿美元的埃森哲已是全球最大的咨询公司，但其30%的收入来自外包服务，即替客户操作建于IT基础上的人力资源、财务等非核心业务流程。与此同时，埃森哲则将这些工作都放到了日益庞大的中国和印度信息服务中心去完成。目前，埃森哲在印度的信息服务中心已有2500人，计划将增至1万人，而今年3月其董事长兼CEO亲赴大连成立的大连信息服务中心，也有望由目前的200人增至1300人。
成本当然是跨国公司纷纷辞掉本土员工、转而聘请海外人才的最大考虑。目前，美国本土一名软件工程师的年薪一般为8万美元，在印度聘请同样水平的人才年薪不过2万美元，而中国英语熟练的软件人才的年薪可以低至1万美元。尽管将职位外移的投资还应包括基础设施投入、监管和协调海外雇员与客户的关系，但IBM和雷曼兄弟的相关人员均表示，即使同样工作在印度的真正成本是5万美元，仍然要比美国低了40%。
相比之下，现在印度的竞争力显然要略胜过中国，首先，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印度有语言优势；其次，印度对软件教育的重视比中国早。现在，在自身条件和外部公关的双重作用下，印度已在国际上建立起了高水平软件服务输出国形象。
然而，随着日本市场的开放和韩国市场的崛起，中国的IT服务业正在开始获得加速赶上印度的机遇。今年年初，IBM日本公司就在大连成立了研发中心，转为IBM日本公司在日本的客户提供离岸服务。不久之后，埃森哲也在大连建立了其全球第五个战略服务中心，借助大连富集日语和韩语人才的优势，将目标对准了东北亚市场。
但是在就业市场随经济衰退而萎缩的美国，职位流向印度还是中国对丢掉了工作的美国人来说并没有区别，反正结果都是美国本土的职位越来越少。据高盛公司估计，过去三年来，美国公司已将20万个服务性职位从美国本土转到了印度。
美国已开始有人积极地向政府和国会施压，要求限制美国公司将职位外移的行为，同时也限制外来技术移民的数量。目前，美国国会内部已有六份要求限制发放技术工作签证的提案，与此同时，至少有九个州要求对反外包进行立法。
对此，印度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反游说活动。印度试图通过各个渠道向美国人表明，通过外包，美国人省下来的成本降低了美国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既扩大了美国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提升了美国公司的利润，美国人从而可以投入更有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事实上，美国国会或各州若出台反外包的法案，中国最终也将成为受害者，尽管其受损程度不如印度。但是美印经贸关系颇像中日经贸关系，在谈到后者时，全球知名的日籍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曾向本报记者指出，“我们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如果中国模仿日本，没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日本要向下一个层面进发。”
